我鼻子一酸,眼泪溢出来。在马六甲的一家露天火锅店,我情绪失控。在朋友圈一段视频中,一个母亲正在哀嚎,请求管理者让自己罹患白血病的女儿过桥看病。

自武汉1月23日封城,隔断与封闭,成了应对疫情扩散的流行手段。突然之间,省与省、县与县、村与村、小区与小区之间,都被路障、壕沟隔开了。一个被铁路、公路、桥梁、河流连接的中国,变成了一个个网格,带着红袖箍、手持红缨枪的人站在路口。

这可以理解。这显示的是一个威权政府的习惯性思维,它先是过分迟缓、否定事实,接着是过度反应。对于基层组织,倘若领导要求,你的城市、村里不能出现病患,你必定会使用习惯动作,用高音喇叭宣讲,在墙上挂上标语,派人上门测每个人的体温。它有着鲜明的中国特征:政府有着令人惊异的动员力与穿透力,但它也粗暴、缺乏弹性,执行者会陷入某种“行动主义”,为了行动而行动,不关心行动的效果与后果。它也是一个零和社会的心理折射,当一种陌生的、不可描述的威胁到来时,人们的本能反应是防卫与排斥,因为外来者意味着危险。

它也仍令人意外。这个景象,与这个国家在21世纪成为领导国家的自我期许大相径庭。在应对一场后现代疾病时,它所使用的却是前现代方式。一些时候,它像是卡夫卡与义和团的混合。一个个体,不管你是路过的司机、临时的租客,还是急需就诊的病人——只要你的疾病并非新型冠状病毒,那么你的具体困境与需求,都被拒绝与忽略。无法释放的恐惧,还会转化成仇恨与伤害。于是,你看到双重灾难的同时上演,第一重是流行病本身,第二重则是伴随它的不当反应。

这个桥上的呼喊的母亲,是诸多伴生悲剧里的一个片段,它恰好此刻出现在我眼前。马六甲的夜晚微风习习,这座曾经的贸易中心,如今变成一座休闲城市。比起槟城,这里更富有历史感,不仅有英国人的遗产,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也留下了更显著的欧洲印记。郑和的名字与形象则无处不在,提醒着人们,自15世纪初,中国人就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在这里。那也是中国的辉煌时刻,倘若达伽马、哥伦布看到郑和的船队,定会大吃一惊。一些历史学家还宣称,是中国人最早发现了美洲。真实历史是,这些欧洲小国的探险家们,最终征服了世界,而郑和的史诗性航行戛然终止,宝船腐烂、埋入地底,工匠们甚至遗忘了造船的技术。在中国盛大、不可阻挡的表象之下,常蕴含着某种自我摧毁的因素。